蕭惟元

刑事司法體系包括偵查、追訴、審判以及執行四大部分，四者的重要性可謂不分軒輊，其中有關罪犯執行部分的矯正監督機關，原本由法務部矯正司、矯正人員訓練所，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務科等單位分行負責。為了使矯正政策得以完全落實，藉由矯正行政督導一元化來發揮矯正功能，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十九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並於民國一００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法務部矯正署，將原本分散、多頭的矯正機制，整併成為單一專業專責之矯正監督機關。

在矯正機關整併前，獄政上最大的問題，是監所超收以及累（再）犯率的居高不下。依據監察委員民國九十九年五月所做的《監獄、看守所收容人處遇、超收及教化問題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八年十年間，全臺監所核定總收容人數平均為五萬二千二百七十三人，惟實際之平均總收容人數則為五萬八千四百四十四人，超額六千一百七十一人，超收比例為十一點八百分率，當中最嚴重者，是臺北看守所、桃園監獄、新竹看守所、基隆看守所以及臺南看守所。以九十八年四月的數據為例，上述監所超收比率，臺北看守所、桃園監獄、新竹看守所、基隆看守所皆超過百分率六十，臺南看守所則超過百分率五十。監所人滿為患，教化的功能自然難以發揮伸展，上述報告指出，各矯正機關直接戒護管理人員與收容人的比率為一比十二點八二，這與香港的一比二點四、日本一比四點六、韓國一比四點七、美國一比四點八、新加坡一比八點三相差懸殊。另外，依據民國八十七年所開始的統計調查發現，出獄後五年內的再犯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面對如此的獄政窘境，相關負責人員以及學者專家，也積極研討對策方案。在監所超收方面，例如增加收容空間、鼓勵繳交罰金以免除監禁、以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取代監禁、增加社會勞動機制、增加戒護警力等；至於監所教化功能失效，累（再）犯率居高不下的問題，則認為可以增加矯正教化人力，延聘教化志工，辦理受刑人認輔制度，此外還要創新教化特色，諸如強化受刑的家庭支持、開啟受刑人的生命感動點、發掘受刑人的人性光明面、創辦教化電台、開設寫作班、讀書會以及文康活動。以九十七年一月底的調查為例，參與讀書會之收容人共計有九千二百八十二人，同時還有九十五個民間團體、二三六位導讀志工投入監獄教化工作。

以上因應對策與措施確實具有可觀性，然而成果卻是令人沮喪。法務部矯正署成立至今已經一年半，依據該署的資料統計，民國一○一年四月底，全臺監所核定總收容人數為54,593人，實際收容65,121人，超收10,528人，比率仍高達19.3%。這般數據的呈現，使我們不得不再冷靜思考，究竟矯正措施失效的原因何在？今日一切的犯罪理論、矯正思想，無一不是向西方看，往時代的前方走，本文在此暫且停下奮奔的腳步，回首東方聖賢，是否在他們的教語、行誼之中，曾經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寶藏，值得我們用心去發掘它、運用它。當前的大環境對於獄政的改善而言，實在是一個充滿艱困的挑戰，敗壞人倫道德的邪思邪見，挾帶著媒體的勢力、網路的力量，殘酷地踐踏著純真的心靈。身處於這樣的氛圍，實在難以單純地將獄政教化的失靈，歸咎於某一端的失調。雖然如此，不代表獄政上的努力，沒有改變人心的希望。

教育是改變人心的唯一出路，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籍《禮記‧學記》中就提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雪廬老人曾於民國九年至二十五年大約十七年之間，任職莒縣的監獄管理員（相當今日的典獄長），期間，他興革了老舊的監獄房舍，一切設施務求完善，對於獄囚，老人家本著人溺己溺、哀矜化民的心，皆以人道對待，舉凡飲食、衣被、沐浴、剃髮、書信、接見、作業、運動、疾病乃至於死亡等事，無不關懷，並且定有常規。有關教誨的工作更是特別重視，每週有兩次的集合教誨，個人教誨及類別教誨則無一定次數，每日還有一次的善書宣講。在監所之內並設有圖書部、雅樂部，藉以陶冶獄囚性情，轉化劣習。除此之外，雪廬老人還以精湛的醫術治療囚犯疾病，若有無依的囚犯病故，則會代為收屍掩埋。所有的囚犯及獄政人員無不受到他的感動，從無越獄之人，甚至某次春節，雪廬老人縱囚返鄉團圓三日，囚犯期至全數返監。以上可見雪廬老人在收容空間、心靈教化、藝文陶冶、生活常規的用心努力，這些施政的地處，今日獄政似乎也未曾遺漏，何以效果卻有天差地別之遠？雪廬老人是以典獄長之姿，由上而下、以身作則地施行教化，他是獄政的主持者也是教育者，不僅擁有辦事的才幹，更有悲天憫人的胸懷。

論語上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過去周文王為西伯之時，虞、芮兩君主爭田，相約到周家請文王評理。兩君進入周境，所見農人、行人、士大夫，無不是以禮相讓，二君深感慚愧，身為一國之君，竟然不如他國的平民、農夫，於是他們把所爭之田互讓為閒田，這是文王以德化人的典範。孔子的弟子子路，之所以能夠以明快的決斷處理紛爭，令兩造心服，在於他為人的忠信剛直。獄政主事者、行政人員、教育工作者的人文素養、品格情操、自我要求，是監所教化的成敗關鍵，上位者的勤懇學習、自我提升，以真情關懷受刑人，或許才是改善獄政問題的一項正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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