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有其特殊性，陰陽變化之道是其中之一，而最足以代表此一文化特徵的經典，非《易經》莫屬，何以見得﹖《易經》〈繫辭〉上載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微言頗能切中道之本質及陰陽文化之特性。又求我中華文化百工技藝中，最能體現此一形上之道者，最足展現此一陰陽文化之游藝者，當推書法藝術。

蓋書法用筆之方圓，線條呈現陽剛陰柔之美，輕若蟬翼、重如崩雲；墨色和水經筆敷之濃淡乾枯，宛若圓珠潤玉、恰似萬歲枯藤；筆墨水合之變幻莫測，可說窮盡態於毫端。小之一字之結體虛實疏密、大小參差；繼而行氣或直線貫串或曲而中直，體勢或動或靜或動靜合一，其態或如園中小徑，或似康衢大道；完成之章法，或波瀾不驚，或風起雲湧，或花團錦簇，或綠野平疇，或崢嶸爭高，種種意象可謂氣象萬千。從點、線、行至章，無處不呈現陰陽之神，故說書法是陰陽文化之最佳代言，此尚就外在形式論述，陰陽變化如是。至若學書所蘊藏之智慧，人生進退出處之機、揖讓之道、身心安頓之方、自利利他之胸懷、一絲不苟之養成、一心不亂之追求……，駑鈍如我，縱使借得江郎彩筆，恐亦無法盡述之，何況無辯才無礙之廣長舌可宣說其妙，偉哉！書法形下形上之道。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筆墨祭〉一章說道，尋覓傳統中國古代文人之共通交集處，捨筆墨無他！可云一針見血之卓見。中國書法藝術，放之全球，將書寫文字化成藝術，不敢武斷地說是寰宇獨有，料必也是罕見。縱觀歷代帝王美學藝術教育之養成，書法當是重中重之學習課程，從宮中崇尚蒐藏之書法墨跡本，如唐太宗詔令歐、虞、褚、馮臨摩〈蘭亭集序〉，又敕懷仁和尚以王右軍書跡〈集聖教序〉等，及彙編歷代書法名家而成之叢帖如〈淳化閣帖〉、〈大觀帖〉等，或可知其梗概分量，此類法帖、叢帖非但是王族子弟學書法藝術之佳本，更是摩挲把玩的藝術珍品，皇親國戚如是深入臨池；以下諸侯、卿大夫、士，甚至庶人，誠所謂上有所好，下必從焉，蔚然成為中華文化長遠的書法藝術史，既深遠又廣袤。書法名家代代繼之，上下千餘載，從帝王至僧人，嘔心瀝血創作之法帖，善而美，實汗牛充棟，如三希堂墨寶、三大行書等不勝枚舉，遂能成就中華文化之特性，大大迥異西方文化。綜合言之，從書法藝術之長河流變，不正是上段〈繫辭〉經文繼之、成之最佳的註腳。

書法藝術至民國，西風東漸，以西洋書寫工具代替筆墨，此一轉變，真是地動山搖。但是千年基業猶有砥柱之人，蓬萊寶島書法名家隨政府遷臺，其中五百年一草聖之前監察院院長，集革命家、報人、詩人、書法家等一身之于右老，以深厚碑體功夫，融合墨跡法帖，別樹一幟之標準草書，標誌傳統書法藝術之創新，將書法藝術推向另一高峰，培育弟子遍及海峽兩岸，可云開花散葉，代有人才，其中在臺第三代弟子書法篆刻名家薛平南未及而立，以書法為志業，絳帳授徒，跟隨者眾，齋名｢心玉盦｣，曾戲刻一方印｢右派｣，自是右派儼然成標準草書之代名。翰墨新情施筱雲與王順福二人，乃心玉盦登堂弟子，從學卅餘載，步趨其師泛覽歷代名碑帖，廣涉篆隸草行楷各體書，不苟合時下書風，漸離書法核心之文學性及藝根源於道之形上追求，二人創舉為自己書法創作心路歷程或緣起或感懷，筆之成導覽文，希達自利利他之行，可謂匠心獨運，引書藝趨向志道之康莊大道。

筱雲博士書作重於文學經營，形式巧妙多變，內容以揀擇經書佳句及富真情性之古文為宗，所書榜書，具陽剛之美，氣勢不讓鬚眉，小字娟秀婉約，含陰柔之質。順福則溺於神智體的沉思，收集歷來之作，開創富理性思考之書風，深盼以書作結合啟蒙詩詞教育，饒有情趣，二人作品令觀賞者耳目一新，名曰｢翰墨新情｣，可謂允當。又各擅其長，展出百餘幅作品中有呼應處，如《禮記》〈經解〉及彥和〈宗經〉榜書題材；有共同取法處，如帛書漢簡之涉獵；有二人獨特處，如筱雲心經四幅，有一句話說，我的江湖等；順福讀碑札記至人無想、君其繼縱二幅，雪廬老人臺灣竹枝詞、詠物詩等凡此種種，都是二人集覃思與工力所成之作品，然皆業餘之作，不足之處，期盼博雅君子，以匡未逮。

筆墨文化迄今，輟而不輟，輟者為制式教育驅離出校園，相較古人日夕臨池，大相逕庭；不輟者猶有以書為志業、以翰墨耕耘為生活寄託者，臨池者雖寡，書之眼界一般而言博於古人，尚可維繫筆墨文化於不墜，然日本及韓國之好臨池者猶勝於書法之文化中國，海峽兩岸傳承書藝者，猶當攜手切磋琢磨，共創書法藝術之高峰，而回歸｢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軌道上，應是唯一的抉擇，也是致勝領先之樞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