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似乎離我們很遠很遠，那個年代還由王朝所統治，有皇帝、有王孫貴冑，有士大夫、有文人雅士、有販夫走卒，女生足不出戶…，但也是一個求不出國運籤的年代。

　　一八九九年，美國首次就列強對華霸權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沙俄強借旅順港口（遼寧大連）；同年，莊嚴先生出生於吉林長春，翌年即入關至北京避難，三歲即喪母，成長期間皆輾轉於關內關外，或逃難或依親。處於亂世中人，又逢國家結構性更替，生於帝制，少年經歷了革命，成年又差一點成了亡國奴，就像當時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在大時代變動不居的縫隙中尋找生機，是何等的艱辛與徬徨。

　　在民國新立初期，莊嚴先生受到正式的教育，從吉林第一中學畢業，因病及各種因素，二十二歲才進入北京大學受教，北大當時新舊名士齊集，可說是俊彥滿京華，師資學生皆是一時之選，產出者皆是國家英才，是高等知識分子的搖籃。

　　畢業後即經老師引薦入仕，投入國家體制內工作，學而優則仕，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王宮中的寶物，親眼目睹一個朝代的過去，另一個時代的興起，在這個節骨眼上，莊老是確確實實的參與其中，看見王宮中桌上放著尚未吃完的蘋果，半點不留情，由不得你，他嘗言：「溥儀出宮，我入宮」，是對人事變遷、物換星移的唏噓吧！

　　莊先生所言，何嘗不是他一生的寫照，他的入宮，可比很多皇帝都要久，從入故宮清點故宮文物之始，他終其一生都在護佑著這些中華文化的寶藏，不在於它們在拍賣會上的連城價值，而在乎它們每件都是代表了中華文化方方面面的瑰寶。

　　隨著國家命運的流轉，為了害怕國家文化寶物落入賊寇之手，莊先生及其當時的政府官員、同事，抱著中國文化特有士人的風骨，臨危受命，保護著中華文化的命脈，步步為營，可謂上山下海，死守不放，哪怕是一字一紙，莊先生也會收藏起來，為公家的事事物物留下痕跡證據，這是中國古代士人才會有的人格特質，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終身不改其志，不同流合汙，但也能忍辱負重，文官體制中，這就是典範，是士大夫的氣度。

　　在押運文物途中，為避免日軍侵華而毀損或搶奪，更是小心翼翼。莊先生隨公舉家遷移，自其三十四歲，婚後一年即計畫南移。一九三三年，莊先生等員分五路南遷，一九三五年莊先生才三十七歲，即以文物提件監察委員身分被委任文物赴倫敦藝展籌備委員會秘書之職，押運乘英巡洋艦從上海前往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展出三個月之久，一九三六年返國，遇七七事變後，又開始隨文物再次遷徙，途經武漢、長沙、貴州、貴陽、安順，文物藏身於巖洞內，地稱華嚴洞，莊先生在安順成立辦事處，並任辦事處主任，在安順六年間，接觸文物珍品機會很多，對文物了解深厚，少有人能及。

　　及後，抗戰勝利翌年，把文物安頓於重慶，待隨文物東歸南京。惟是大勢已去，一九四八年即奉令負責押運文物來台，又經過多個地方移放，後暫存於霧峰北溝，莊家遂在此落戶定居達十五年之久。六十三歲（一九六一）時，仍隨文物赴美國五大城市展覽，六十七歲故宮搬到台北並升任副院長，直到七十一歲（一九六一）退休，莊先生可說是故宮最盡忠職守的老宮人，不獨是故宮文物照護的關鍵人物，也是文物研究著作等身。君子學以致其道，只要講到瘦金體，當今的書法家必定對莊先生讚譽有加，無出其右者，現存許多故宮出版的專書及書畫冊、封面題字，有不少是出自莊老之手筆。當然莊先生的書法造詣，不只善長於瘦金體，或正體、變體、碑文，及晚年對「好大王碑」書體的愛好，呈現出其書法出奇的多樣多變，並不若人說瘦金體的學習「易學而難出」，莊老對各種書體的運用自如，變化隨心，但仍會自嘆說心手未能相應，可見其境界之高遠深厚。

　　如董橋先生所說：「慕陵先生一生一襲長衫，徜徉在古今書畫的歷史長河中，忘卻名利、忘卻榮辱，跟他的瘦金體書法一樣，散發著文化貴族的泱泱清氣。」

　　莊先生一生周遊於故土，從文物與古人神遊、遇古人於心，他旺盛的求知欲，不管在任何顛沛流離的環境都會堅毅的學習，從文物中汲取養分，以求知為樂，心無二致，用力既久，日省月試不見異而遷，慕陵先生學以為仕，仕而學，是守藏史，是中國末代的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