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期::活動報導

紀念孔德成先生百年誕辰展覽暨儒家經典講習— 前仆後繼傳承文化—磚瓦下的獨白

文物重現歷史
詩文記載滄桑
人們盼望富壽
白雲蒼狗世間
但能造作善業
不枉人間一回

  「繁華已逐水東流,斷甓時從耕者得。」然而,歷史的遺跡若只從耕者得之,泰半只剩價格,若能由學者得之,則終使有價值的文化重現。因為世人所見多為表淺,最多就在電腦桌前完成剪貼工作。士人則性喜鑽研、溫故知新,所以能成就一家之言;常家往往在有疑處無疑,得過且過不求甚解,藏家則是在無疑處求疑,所以廣為蒐羅、深入研究,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王獻唐、董作賓與孔德成先生不但是民國初年的士者與藏家中的佼佼者,也是戰火連天中重要文物的守護者,在一磚一瓦中均能見到他們的博學與知交。
 
  文物是死的,只有深見其價值者能讓它活過來,由王獻唐先生所贈,「衍聖公」孔德成先生所珍藏之「新室遺甓」與「富範瓦當」即是一例。王獻唐一生治學嚴謹,鍾情於金石、考古、聲韻、版本,常與孔德成、董作賓、李炳南等人鑒古識今、詩文往來。他們不只從史料上考證,更注重實地的鄉野調查,對文化遺產的整理和保護更是不遺餘力。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王獻唐先生與孔德成先生在曲阜奉祀官府初次見面,獻唐先生在日記中寫道:「達生年方十八,人甚聰明,言語得體,力學不倦,談及學術,具有本源。並言屢讀余之著作,歷歷述其要點不爽,為之驚異。」抗戰期間,獻唐先生將山東珍貴文物遷至曲阜奉祀官府,就是基於對孔上公先生的了解,認為他是擔起保護文物最可靠的人選,其後文物一路西南遷,至棲於岩窟佛寺,雖衣食不繼而不改其志,王獻唐以「那羅延室」及「雙行精舍」寓意志堅牢不破及福慧雙修;孔上公更以「猗蘭別墅」勉勵自己為君子之守,揚揚其香。之後,二人更因守護文物的使命而成為亦師亦友的莫逆。
 
  曾為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珍藏許多高古的彝器、石刻與古籍珍本,其中大概要以秦漢磚瓦最特別了,可說是除了甲骨、鐘鼎、陶器、竹簡、紙張之外另一種珍稀的文化載體。目前出土的漢磚多為古代墓室或祠堂中牆瓦的裝飾之用,始於以秦為代表的戰國,西漢開始逐漸普及,至東漢大盛,期間的新莽成為主要的分界點,王獻唐所拓印的「新室遺甓」就是一個具有豐厚的歷史信息的珍貴的資料,具有建築及書風轉化的時代意義。
 
  「新室遺甓」為新莽時期的墓室漢磚,由於王莽以偽造符瑞的方式篡位稱帝,曰:「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後世即以新室為新莽的代稱。遺甓者此指漢畫像磚或文字磚,漢畫像磚常用於墓室建築裝飾,多刻有人物、花鳥、紋飾、動物等吉祥圖案,有的古樸簡約,有的繁複瑰麗,多為秦漢時期達官顯貴的厚葬習俗所使用,寄望來世能富貴繁榮。而文字漢磚則常見吉語銘文,泰半為平民百姓所使用,表達了當時下層社會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祈望,除了寄望亡者未來的嚮往憧憬之外,更祈求後代子孫吉祥如意、安居樂業。其刻法為陽文篆書或隸書,文字周邊多見網紋、菱紋、蒲紋、圈紋、格紋、米紋等,亦有祥瑞祝賀之意。
 
  以下分別為「新室遺甓」中王獻唐、董作賓與李炳南先生的題跋:
 
  王獻唐:「豐泉舊識鐶中意,氈墨新添紙上財。誰分空山彈鋏客,逼人富貴一時來。」漢磚中錢幣的造型是王獻唐以前在山東豐泉時曾經見過,所以能了解其中代表的意涵。如今以氈墨拓印之,就像新添了錢財一般。在這幽深少人的山林,誰有馮諼的才情能分得此錢而獲得逼人的富貴呢?話說的輕鬆幽默,但是當時日人覬覦國寶,王獻唐為了典籍文物免受兵燹侵擾,於槍林彈雨中跋涉七千餘里,終讓珍貴文物能留在齊魯大地,他在日記中寫道:「這些是我的生命。」這逼人富貴也僅成為文人間的玩笑罷了!
 
  更題:「右上一磚做五十錢形,為新室大泉五十渻文。下一磚作富貴二字,同出陪都江南岸古墓中也,疑皆新莽時物。友人蔣逸雪遠道訪得,以富貴磚見餉,澷拓二紙,一贈逸雪,一以自藏。時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獻唐題記。」原來此錢幣造型的圖案上應有原文「大泉五十」四個字,然而大泉二字卻缺漏了。其下的磚文為「富貴」二字,與上圖之錢幣形印拓同樣出於陪都四川的古墓之中,所以王獻唐懷疑這也是新莽時期之物,且為其友蔣逸雪訪得,不遠千里而來見贈於王獻唐,後者以之拓印二份,一份送給逸雪,一份自己收藏。吾人可別小看了拓本的價值,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流中,歲月的沖蝕與人為的損毀會令其漫滅消亡,而拓本相對保存較易,較能看到碑文的原貌,除了可以提供有心者臨摹觀賞之外,所留下珍貴的史料足跡與書法風格,更具有極高的文獻研究價值。
 
  董作賓:「向湖老人得富貴磚於渝洲,寫大泉五十,磚拓存此幣。卅一年三月十三日遊歌樂山,連留信宿,拜觀老人題詠,戲謂酸味可掬,書以記之,用博一粲,弟董作賓題。」王獻唐因居於歌樂山西麓的向湖而自號向湖老人,其實王獻唐當時未到天命之年,也不算老,不過弘一大師有一方「三十稱老」印,喜歡金石印拓的他自稱老也不為過。獻唐先生在四川成都獲得友人蔣逸雪見贈刻有富貴二字,以及錢幣造型上刻五十圖紋(大泉二字已缺漏)的漢磚各一方,董作賓於民國卅一年三月十三日遊歌樂山,與王獻唐、孔德成、李炳南先生暢談而連留忘返暫居猗蘭別墅,拜觀王獻唐所題詠「誰分空山彈鋏客,逼人富貴一時來。」戲稱王酸味十足(蓋王獻唐當時捉襟見肘、三餐不繼,而謂所拓紙錢可稍用哉?)特別寫下以記之,博得見者一笑!然而,我們卻能於其中窺見四人對文化瞭解之深刻與交情之醇厚。
 
  李炳南(雪公):「磨沙剪紙拓青氈,圜法依稀可辨年。未必當時空藻飾,疑同流俗瘞金錢。」青氈為雙關語,除了指稱墨綠色的拓包之外,亦暗指清貧的生活,「門巷蕭條酬應懶,英雄末路一青氈」,當時局窘困,大多數的人只求生存下去,哪還能顧得風簷展書閱讀風雅?也只有像孔夫子的登門弟子般,才能將文化傳承看得比性命還重要。因之,雪公觀想當時王獻唐細細將漢磚表面上的沙粒灰土清理乾淨,再剪裁適當大小尺寸的帛紙作為拓印,在這圓形錢幣的圖案中,依稀可以分辨出是哪一個時期的幣制,這磚面圖案及紋路未必只是徒勞的裝飾而已,雪公認為這應該是當時人死亡後,以該種紙錢作為陪葬的風俗習慣。
 
  我曾參觀埃及圖坦卡門的陪葬品,其中文物圖騰多是祈求一己來世之富貴榮華,也不乏血淋淋的狩獵與征戰,反觀中華民族的陪葬品中,連建築方式及圖樣都能移風易俗,多了仁人君子的文化思想與對子孫的期勉。
 
  又記:「十二雄文海內臣,漢家宮闕記和親。從來富貴尋常事,唯願博施濟眾人。」西漢先後歷經了十二位君王,國內曾出現無數雄才大略之臣。漢家與當時若干蕃邦進行和親政策,宮闕墓室無不記述此事。從古墓中漢磚的文字圖飾中可以了解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然而雪公卻視富貴如浮雲,只希望能博施濟眾,廣施德惠於民。《論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史記》:「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原來在雪公心中能博施濟眾者方是聖君。這與前二人所題,不僅暗指時局,更是眼界大開、慈悲喜捨,實為詩文中的絕品。
 
  另一幅「千秋萬歲」及「富範瓦當」也極具文字趣味與歷史價值,其字體為篆書。正式的刻印多用篆書,因其筆畫粗細一致,容易刻畫,同時為了排版及畫面平衡的需求,往往可以將該字解構,然後將部件搬移到適當位置,甚至同一筆畫還可伸長縮短或轉彎,可說是變化多端,可以展現出書家的高超技法及豐富多樣的美感。
 
  王獻唐:「不向嵩山呼萬歲,但將文字付千秋。支離身世滄桑眼,生計何須與富謀。」漢武帝登嵩山時,聽到嵩山山神向他呼萬歲,群臣亦呼萬歲,此後便作為臣民祝頌天子之辭。但是世間哪有萬世的富貴?再高的爵位也不過是爭一時,只有載道的文字才能流傳久遠,堪稱千秋。可嘆亂世中眼中所見皆是「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支離的不僅是漂泊流浪的家與人,還有美麗的河山。也只感慨「旌旆影,滄桑話」,又何苦狡譎的機關算盡為生計去謀求朝開暮落的富貴花?
 
  又記:「千秋萬歲瓦出吾鄉堯王城,現藏鼎丞先生許□富字瓦去春得於渝市,衛聚賢謂成都白馬寺出土。」王獻唐在其家鄉山東日照堯王城發現上有千秋萬歲字樣的瓦當,堯王城是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的都城,也是亞洲最大的歷史都城,具有新石器文化指標價值的意義。目前這千秋萬歲瓦當收藏於聲韻及風俗學大家丁鼎丞先生處。另一個富字瓦當則是去年春天王獻唐在四川渝州收得,以發掘漢墓著稱的考古學家衛聚賢認為這個富字瓦當應該出自於成都的白馬寺。
 
  董作賓:「川中漢墓遺存數多,故石刻文字繪畫及古磚發現亦黟,而瓦當不常見。此拓有白馬寺富字,當極可珍異。聞之大法師(衛聚賢)該地出土古兵器,文字奇特,花紋類晚周銅器,以此當互證。白馬寺殆一重要之遺址歟,質之,獻唐兄以為如何,弟董作賓題。」目前所挖掘的漢墓以四川為最多,所以墓室中常見的石刻文字繪畫及古磚也雜多而不知其主,且因年代久遠而漫漶變黑,用來在屋檐前端蔽護檐頭的瓦當則是不常見到。此拓印中有白馬寺富字,字形及圖紋都保存良好而清晰,這是非常珍貴罕見的。曾聽聞衛聚賢說該地出土的古兵器上有奇特的文字與圖形,應該與晚周時期的銅器類似,可以互相作為佐證,白馬寺是中國非常重要的遺址,王獻唐則為考古及金石學大家,所以特地請教之。
 
  孔上公:「富範瓦當來白馬,千秋古篆出堯城。兩行氈墨傳君手,照眼應多感慨情。」用來作為模子的富字瓦當來自白馬寺,千秋萬歲瓦則是出自於堯城,此字在形體上和結構上皆可見到精心變化,規範嚴謹中亦窺見其質樸靈活,頗有拙趣,與漢印有異曲同工之妙。富字與千秋萬歲二者皆以通行于春秋戰國及秦代的篆體來刻印,而此印又為古繆篆,多了隸書的感覺,為書法篆體所少見,且筆勢連貫、清晰,線條飛動自然、變化多端,可見到書者的率意。如今獻唐將之拓印成畫心,並請孔上公、董作賓及雪公等人作的題或跋記誌,想必看過的諸君不僅因古篆的稀有而眼睛為之一亮,也會為世事的成住壞空、無常變化而感觸良多吧!
 
  雪公:「梵剎王城野日昏,千秋潤屋兩當存。人間萬事皆雲狗,斷腸巴山話稷門。」位於河南洛陽的白馬寺不但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興建的第一座寺院與第一部八大人覺經與四十二章經的譯經處,也是十三朝的古都,如今卻沒落在荒野之中。「昏」字既指夕陽西下日已昏,也隱喻家國危亂令人斷腸,有壺觴難解千般事,筆墨徒添一紙愁之感,與末句可說是互相呼應。「兩當」者直指千秋萬世與富字二種瓦當,既是當時富貴人家建築常用,也是希冀子孫綿延的象徵,而潤屋則是富的代稱,大學中曾言:「富潤屋,德潤身」,想要真正得到千秋的富貴只有德了。偏偏「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世事變幻無常,身為古物的守護者又哪能一味的寄情山水、刻霧裁風?古有巴山夜雨,讓思念有了發洩的聲音,然而君問歸期未有期,因為國不成國又何以為家?稷門在山東,且為戰國時各家學派及人文思想薈萃的中心,當時可說人才濟濟。雪公此處以稷門指山東家鄉,在四川重慶避難,思鄉心切,流落他鄉說他鄉的往事卻歸不去,看到梵剎王城當年的氣派,勝只存兩當,更生起富貴榮華有如白雲蒼狗之感。
 
  法無自性,玩物未必喪志,端看「新室遺甓」墓室漢磚、與「千秋萬世」、「富」字瓦當,積澱著當時的歷史、建築藝術、書風轉化及社會制度的時代意義,是先人留給我們不可再生且珍貴的文化遺產,當我們細「讀」時,無不優游於歷史隧道。明董其昌認為:「『骨』者,所存過去之精華,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曉也。『骨董』之者,即明曉古人所遺之精華也。」然而今人見到骨董卻只見鈔票,只聞銅臭,所謂的傳承亦僅在拍賣場,實在可惜!
 
  文物之所以有價值,在於士人用文化藝術、禮教道德與生命精神用心的加持,因此故宮或是孔家的文物,不僅是成為有價商品而已,更重要的是象徵文化的傳承與延續的媒介。孔子是士人與中華文化的代表,而孔德成先生傳承了精隨。在展覽中我們看到那怕是一漢磚一瓦當,孔先生都認真考據研究,不放過所有細節,希望能藉此證明並闡述優良歷史文化,這是老人家給我們證明他的軟實力,更在文化革命的洪潮氛圍中,期待成為撐住最後一片天的中流砥柱,前賢已仆後人豈能不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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