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位老先生路過學會，總在門前的結緣品架上，取走新的出版資料，如《蓮榮》、《明倫》月刊等物。某天他進入學會，對值班人員表示：「想捐些善款。」約略的交談，方知他是出版界巨擘「新文豐」及「渤海堂」的董事長。因其認同刊物旨趣，又深覺堅持推行儒佛教育之可貴，便想捐些善款以為讚歎。這位耄耋者為高本釗先生，其一生奉獻於出版事業，尤其對佛教及傳統文化之蒐編印撰極具貢獻，學會遂興起採訪之念。經與協調時間定於二０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預擬訪談題要十五則，先行送與高先生過目如次：一、高董事長為江蘇人，十六歲因國共戰亂逃往山東，後於一九四九年隨軍來台。可否請您說一下家庭背景，及來臺的因緣？二、您來臺後曾易名為「劉修橋」？是怎樣的情況必須易名？又得到哪些朋友的幫助過生活？三、初到臺灣，您曾在臺南鹽場服務，也當過教員，這在當時算是很穩當的工作，為什麼都一一離職他去呢？四、您現今的出版事業，與早期開設印刷廠有關，是什麼因緣讓你決心學習印刷技術？五、一九五五年，葉公超先生從日本帶回一部《大正藏》，東初、星雲、南亭、煮雲諸法師有心印傳，展開環臺宣傳勸印活動，最終獲得預約二百多部，決定自行辦廠印刷。策劃張少齊籌四萬元，從德國買進機器籌設印刷廠，但為何全都無償交給你經營？其條件是什麼呢？又為何取名為新文豐？六、《大正藏》印刷完畢後，您又印了一部《高麗大藏經》，這是怎樣的因緣？七、南懷謹先生曾以「做生意要忍得住氣、受得侮辱」來勉勵您，您經營印刷廠面臨困境時，是如何度過的？八、您捐《高麗藏》給中華佛學研究院，請問您與聖嚴法師的因緣？九、聖嚴法師有位俗家弟子江燦騰，在臺大歷史所研究時，因經常撰寫佛學論文得到關注，法師請您送部《大正藏》給他，可否說一說送藏經的因緣與感想。十、新文豐出版各類藏經，您曾說：「《大正藏》流通最廣，《磧砂藏》版本最佳，《高麗藏》校訂最好，《乾隆大藏經》字大醒目。」請問您如何蒐羅這麼多版本，其間有何甘苦？又您為何不重新排版印刷，卻採用照相製版的方式呢？十一、新文豐出版書籍分為「佛教、道教、文學、歷史、敦煌與民間文化」六大類，其皆以經典為主，這在市場行銷上是冷門的，請問您的著眼與目的為何？十二、您自一九九四年起，多次捐書給西北大學、徐州師範大學，又捐建母校後大營小學兩層樓教室一座，可否說說您思鄉回饋的出發心。十三、一九八四年，華嚴蓮社成一長老應美國加州灣區華僑之請設立佛堂，後因租處不敷使用，於一九八九年購地興建美國華嚴蓮社，您與長老及善導寺住持為主要籌資者，可否說明此一建社因緣？十四、民進黨執政時，有人高喊「中國豬滾回去」，對於這一反社會現象，您編印了《紮根臺灣六十年》叢書五冊，編述大陸來台小民一０六人的血淚故事。可否說說這其中的人物，及編撰中的際遇。十五、請問您對無盡燈文化學會有何看法與期勉？

 

貳：訪談紀要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分，林老師率一行五人，從學會出發步行前往「新文豐(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於五十六分抵達公司。此處雖名為出版社，但格局就像是個圖書室，整齊陳列著六十年來所出版的書籍，尤其是精美的藏經與敦煌寶藏。經客服人員通報，高董事長(以下簡稱高董)出面接見我們，入座後彼此互贈書刊，真可謂是以文會友。高董首先表達歡迎之意，其次簡說捐款的始末，由而依著先前送達的擬問，自述來台的六十年人生經歷。綜理如下：高董出生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以下統一使用西元記年)，為江蘇省徐州市豐縣歡口鎮人，此位處於蘇、魯、豫、皖交界處，歷來為兵家必爭之處；右臨沛縣，為漢高祖劉邦的故鄉。家裡有地百畝，父親為私塾小學校長，因逢國共徐蚌會戰，全家人北逃到山東境內，父親於東北過世，次年哥哥尋得遺骸安葬。一九四八年，進入山東省魯南第四臨時中學就讀，全校約有四千多人，杭立武先生為教育部政次，負責處理流學生問題。因戰亂而至南京，又從南京到蕪湖、宣城。當時有親戚劉永清在上海當上校團長，考量軍人有飯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前往淞江投靠，駐在上海北閘一地。時年僅十六歲，吃飽無事可幹。當時白崇禧為華中勦總，共軍渡江後部隊一一敗退。五月，劉上校告知青年軍二０七師招兵處欲往臺灣招兵，便一同搭中興輪前去高雄，再轉基隆到臺北，住在中華路西本願寺附近。後又隨劉副官至廣州招兵，住在仲凱農工學校；繼而再往衡陽、韶關等處招兵。當時部隊吃空缺嚴重，實際上是有官無兵。最後回到臺灣，住於北投、林口一帶。一九五０年中，感於軍中發展無所作為，便私下脫離軍伍。

經同鄉劉修保先生的同意，冒充其弟「劉修橋」之名申請身分證，直到一九八０年才更正回來。當時有批流亡學生在澎湖，本想前往馬公就學，因旅費不足加上考量戒嚴恐被抓回處分，便決定前往臺南七股投奔王家誠先生。王先生在七股鹽場擔任場長，為劉修保在天津的老友，便安插他在鹽場擔任臨時工。一九五一年春節假期，他前往臺南機場探視親友胡安業；收假復工時，總務科長怪罪他未盡輪值之責，但其認為並無事前告知，於是離開鹽場，在佳里、岡山等地從事粗工。年底，同鄉周少庭先生介紹進入鹽警隊，開啟七年的查緝私鹽警務生活。擔任鹽警每月有兩百多元的薪資，扣除伙食費與偶爾接濟劉修保先生外，錢大都用來買書自學進修。他有意報考軍警校，但主官多番禁止他投考，便於一九五五年以眼疾為由請辭。離開鹽警隊後，表哥胡承義介紹他到屏東空軍子弟小學任教，經學校評測後委以代課老師。惟代課老師的收入不穩定，以為非長久依頓之處，便決定往臺北發展。

思及古諺所云：「萬貫家財不如一技在身」，便思尋個具發展潛力的工作，一切從學徒開始。到臺北，他投靠於以送報為業的表哥杜朝君，雖然積極看報紙找尋工作，但因對閩南話不熟，謀事著實不容易。當年秋天，在省農會工作的朱伯伯，介紹高董到峨嵋街的銘華製版廠當學徒；老闆孫先生為一敦厚的山東人，曾到日本學習照相製版技術。製版廠分照相與爛版兩個部門，他除專職於照相部外，也自發地學習製版。學徒的月薪四十元，雖管吃住但是沒有假期。學得製版技術後，經孫老闆同意出外闖看，投身於漢中街一家製版廠，因人手少什麼事都得做，未久因與老闆不合而離開。一九五七年，昆明街新藝製版廠成立招人，便與友人夏超、吳鈺良等前去應徵，這家廠由出家人所投資，包括東初老人、南亭長老、煮雲與星雲法師等，主要承做北投佛教文化館《大藏經》的印製工作。老闆鐘先生不熟於印刷，便請高董擔任平版照相工作，由夏超負責對外業務，月薪已達一千五百元以上。一九五九年，《大藏經》印製已告一段落，新藝的客源並不多，高董開始有創業的構想，以所攢的五萬多元，買入一部二手照相機臺，並訂製一些器材，於西昌街一四七號前的工廠，開設「文化照相製版公司」，初期有八名員工。照相製版主要出版古籍與書法，當時的佛教高僧將印經工作交給高董負責，因此公司逐漸成長，後續接下遠東、正中、商務等大書局的出版工作。萬事起頭難，創業初期歷經了許多磨難，先有廠房煮油墨不慎失火，繼有鏡頭無故遭竊，後有資金調度的壓力。雖然這讓高董感到人心險惡，但銘華製版孫老闆與廣文書局王老闆的大方接濟，卻讓他感恩之情永生難忘。

當時為爭取生意，公司應客戶要求浮開發票，但到了報稅時就無錢繳稅，只好於一九六一年底關閉工廠。隔年，與朋友合資在西園路一段八十八號設廠，因皈依三寶拜南亭法師為師之故，由道安長老為新廠題名「新文化影印館」，有員工十二人。高董年輕氣盛行事衝動，隨著業績蒸蒸日上，卻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員工不慎遭機器絞斷手臂，雖他盡全力醫治照料，仍受到小人挑撥離間，告至法院惹出一場風波。當時國學大師南懷謹勉勵他說：「在商場做生意賺錢，是要忍得住氣、受得住侮辱的。」為此，在小冊上寫了篇〈忍辱波羅蜜〉，以此惕厲自己。為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史哲學，於一九七三年成立「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位於羅斯福路一段廿號八樓的南門營業部(今渤海堂文化)開幕，秉持「有學問的資料庫、求學問的好資料」的精神，致力於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與愛好者，出版珍貴文獻資料與專業學術著作。

在佛教文化出版方面：初始不畏艱難地出版了《大正藏經》，繼而又陸續印行《卍正藏經》、《卍續藏經》、《高麗大藏經》、《宋版磧砂藏》、《明版嘉興藏》等藏經，除讓治學者得以方便研究外，更能彼此互校互補。一九七六年，松山寺道安長老提議印製《乾隆大藏經》，此為中國漢文最後一部木刻版大藏經，計收入一六七五部佛典，分為七二四０冊，十冊一函裝，共七二四函。經多方訪閱所藏之香港東林念佛堂，終於一九八三年發心籌印新編縮本，全套依千字文字序編號。此經字跡雖大但印刷不清，經三年按冊檢點逐字描修始完備，待印刷出版時已是一九九二年了。隨著藏經的出版，高先生又精心規劃一套包括文學、思想、歷史、傳記、藝術、研究方法與社會關懷的《佛教文化叢書》，祈願透過這一薰染讓社會更美好。在發揚中華文化方面：高先生不僅熱衷於佛教文化的傳播，對於整理發揚中華固有文化遺產亦不遺餘力；其對新文豐出版公司的自許是─「成為有學問的資料庫，是求學問的好資料，為大圖書館的必藏書，能供學林研考與珍藏。」

基於此一目標，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六年間，分三次輯印《石刻史料新編》一套九十冊，在一千零十種資料中，包括了一般地方、目錄、題跋類，及近世流傳之金石文獻與重要著作，對於石刻文化的保存甚具助益。另秉於「出版人要有一股傻勁，好書不一定賣錢，但要有文化價值」的理念，費時五年耗資四千五百萬元，蒐羅編印一套百四十冊的《敦煌寶藏》，成為世界各漢學機構及博物館的重要館藏。此套編書緣起於張清揚女士(孫立人將軍的夫人)的提介，遂於一九八一年與中興大學文學院長黃永武博士合作，將散失在海外的敦煌遺卷，進行全面性的蒐整、編目與校印，套書問世後受到世人的大力讚揚，並成為當代最具學術研究價值的典籍。一九八六年進一步編印《叢書集成新編》，此係現代儒藏之大成，計收錄叢書百部約二萬卷；次年再選清末至民國三十七年間之作，收錄一百五十部實用罕見者。此一彙集歷代儒者著作，合經史子集於一爐的大部頭工具書，深獲海內外漢學界好評。除外，又創辦《新中華雜誌》，聘請當時優秀的博士生張劍寒、朱宏源等撰寫專欄，今皆已成為知名學者。當前傳媒蓬勃發展，即便正派雜誌經營不易，但每年仍出版三期，每期印製八千份。二００二年，國學大師饒宗頤(一九一七-)擬整理出版《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特別請高董承擔出版重任。此文集約千萬字，計分十四項，以十八開精裝成二十冊。因內容包括甲骨文、簡帛字等文史經典，除特別敦請何廣棪(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教授)、鄧偉雄(饒之女婿及香港大學文學博士)等十多人參與排校外，大師亦親自校訂，學術鉅著終於次年堂堂問世。

一位事業成功的男人，背後必有默默持助的女人；這於高董當然也是如此。十五歲因國共戰火，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對於家庭的溫暖自有一份渴求。孑然一身來台的窮小子，與白雪珠女士結縭五十年(一九六五-二０一五)，這令人稱羨的藍寶石婚，正是從經濟拮据中牽手一路走來。當二男一女陸續出生後，妻子即辭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有人問他：「怎麼教育孩子？」他謙和地說：「身為父母的我們，要讓孩子先學會認識自己，而後再依性向發展，父母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從旁輔導而已！每人頭上一片天，就讓他們飛在自己的天。」在創業的路上，要特別感恩許多長輩與朋友的護持，才有今日的「新文豐」。古語說：「受人點滴，湧泉以報。」又說：「摘花的手把花送出後，才能指間留香。」因此，對於佛教文化的推廣、學術用書的捐贈、偏遠小學的興建與大專青年的培養，更是不遺餘力。訪問末後，高董帶我們參觀所出版的陳列物，和悅地說：「喜歡哪一本，可以帶走喔！」如此，更見其致力文化推廣的用心。俗諺云：「殺頭的買賣有人幹，賠錢的生意無人做。」惟新文豐多年來不計盈虧，大力出版多種叢書，其廣受學界好評與信賴，完全是堅毅的個性使然。他自幼秉承庭訓「堂堂正正」，經商後即立志規行矩步，要做個「正正當當」的生意人。回首來時路，他全心推廣弘揚中華文化，自覺正當無愧於天地，也正是我們特訪加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