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節課要談談中國，首先先說明，在看中國這段歷史時，個人的心情是很難過的，希望由還原歷史、認識中國近代發展，作為個人反思與惕勵的增上緣。

鴉片戰爭是第一次與西方較大規模的戰爭，戰敗後中國開始與國外通商通航。在這個時間點上，其實外國(包括英國)只是想有市場即可，還沒有特別不平等的心態。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覺得被揍了一頓，但我不與你這蠻夷之邦計較，保持著我是泱泱大國的心態。士大夫階層還是一樣，所謂衣冠上國，覺得各方面都還是優人一等。

但很遺憾的，西方當時怎樣看待中國呢？當時西方將大航海所拓展的區域，連同自己分成三個等級。第一類叫pure civilized，有文明的地區；第二類叫barbarous humanity，野蠻民族；第三類就更差。中國被西方視為是野蠻種族，為什麼會如此呢？其實，很大一部分與當時的中國法律有關。西方認為一個自稱多麼高大上的國家，怎麼可能會有對人民很嚴厲、殘酷的法律，沒事就誅三族、連坐等等，這實在很難想像。

之前談過一個觀念，中國帝王統治採用的手段絕大部份是外儒內法。從漢武帝開始，對外宣揚儒家，為使上下形成共識（如：君臣之義等），使統治起來最順心省力。若統領一縣十萬人，須駐軍八千，這成本太大了，國家會難以維持。所以最低成本又有效率，讓大家形成共識的，於中原地區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很好，但是它被帝王用來作為統治的工具，有無可能性？這是有的，而且從演化的角度，治國者總有可能會摸索出最有效率的方法。

另外一方面，儒家文化強調經營五倫、和諧社會及待人以誠等等，以及對他人投出善意未來會有好的回報這一分，讓那些接受儒家文化的人，也樂意如此做。然而不能說儒家很好，就不會被褻瀆利用。在提倡儒家的同時，帝王是否具有仁心，還得要看他的法律為何？法律動輒抄家滅族，那仁心在哪裡？所以，我們針對問題思考時，要依事實現象來分析。

外國僅看清朝的法律，就認為中國是個「野蠻民族」，竟然有如此對比上的落差。而清政府一方面自我感覺還是上朝，但面對西方船堅炮利時，卻是卑躬屈膝。這樣的情況，隨著一次次的戰爭，先後與諸國簽訂了三百多件不平等條約，其中嚴重的有四十一件，例如：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

所以，中國從一八三九年到一九０一年，情況是十分危急的。在這種情況下，真符合了李鴻章所說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且是很可怕的變局。這樣的環境中為官者，難道沒有一些明白之人想改變嗎？有的，譬如：郭嵩燾。他曾隨曾國藩辦團練，官至兵部侍郎及駐英公使，他也是曾國藩與左宗棠的兒女親家。一八七五年，雲南發生「馬嘉理事件」，英國使館翻譯被殺，清政府被迫簽訂「煙臺條約」，並被要求派員前往英國道歉，清政府決定派郭嵩燾前往。他只是奉命出使英國，就有人挖苦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出使英期間的見聞，歸來寫了《使西紀程》一書，其中談道：「西洋政教、製造，無不出於學。」眼見所及各種進步，太令他驚訝了，他覺得中國要開放學習才能進步，但卻直接被批「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這個時間點，相對於日本的維新，清朝內部上下大部份是缺乏理智的。提議要改變的人，結局大多是成為砲灰。一八九一年郭嵩燾病逝後，李鴻章奏請將其事蹟宣付史館立傳，清廷以其「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為由，不准其奏。

對立面的保守派代表人物倭仁，為清末理學大師，堅持儒家道統，認為西方是蠻夷，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且為帝師，認為西方是蠻夷。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廷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成立同文館，以培養外交人才。一八六七年，同文館開授天文學，欲考選京外五品以下官員學習天文算學。倭仁上奏提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講出這麼冠冕堂皇的話，有人敢說他錯嗎？他對於外籍教師是否會真心全意來培訓國人成才表示懷疑，而即使成材，不過就是個術士罷了：「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在洋務運動的當下，強烈反對中國儒生奉「夷人」為師，被派去辦洋務的人，每每遭到保守派的掣肘，成為砲灰。

即便是當時威望極高的曾國藩，也承擔不住砲火。在任直隸總督時，被派往審理天津教案。當時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開設育嬰堂，一八七０年六月，天津人民懷疑育嬰堂殺嬰取器官，聚眾到教堂示威。法國領事豐大業往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路上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隨從一名。天津群眾怒不可遏，毆斃豐大業，焚燬許多教堂及法領事署並殺害修女神父。事件發生後，英、美、法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煙臺一帶。

被朝廷任命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十分悲觀，出發前甚至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讓步。經調查後，曾國藩認為責任在己方，建議將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並處死禍首，賠款修建教堂，清政府再派崇厚赴法國道歉。這樣的處置看起來是合理的，但是全國卻輿論嘩然，詬罵之聲大作，在京師的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由此就可以瞭解那時的氛圍是如何！曾國藩被罵翻，天津教案的後續談判，最後由協同處理的李鴻章簽下，以賠償法國四十六萬兩銀結束。

另外一個砲灰代表叫容閎，他負責派員出國學習，自一八七二年起至一八七五年，共派出四批一百二十員，留學生年紀從十至十五歲不等，要求畢業後工作五年返國。容閎同時被任命為留美學生監督及清政府駐美副公使。隨後數年，因幼童習染「西洋風氣」，甚至歸信基督教和剪去辮子，令保守的清朝駐美公使陳蘭彬十分不滿，上奏批評要求撤回學生，便與容閎爭論不休，雖李鴻章從中調停，但清廷於一八八一年決定召回留學生。

那時，許多學生學業未完成，美國耶魯大學校長乃至總統格蘭特及文學家馬克吐溫皆寫信求情，然未能緩轉此事。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歸者外，其餘均召回國授予職務。即便只喝了幾年的洋墨水，這些人日後紛任重職；譬如：唐紹儀擔任民國第一任總理；唐國安為第一任清華大學校長；蔡紹基為北洋大學第一任校長；詹天佑為中國第一條鐵路設計師等。由此得知那時民智未開的程度，出去轉個幾年，回國都很有前途。這是中國第一次辦小留學生計畫，雖是無疾而終，但也留下一些人才，包括：晚清駐美公使梁誠，及最後一任外務大臣梁敦彥。其中梁誠的一項「事功」是與美國協調減少庚子賠款，後來美國也覺得賠償太多了，藉此再與他國遊說，不僅無需再付，還從各國得到不同比例的退還。

中國被侵略得如此慘，有沒想要振作呢？有的。一八六五年，清廷在上海成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一八七五年，命李鴻章籌設北洋水師，下單購買軍艦，於一八八八年在威海衛正式成立。那時船艦總噸位為亞洲第一、世界第八，中國軍力一下子就衝起來，但問題也產生了。自稱裱糊匠(到處救火)的李鴻章，在甲午戰後所呈的奏章上寫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他可能要表達的是：有太多的無力之處，想做事卻得不到支援。

曾國藩與李鴻章是改革激進派，一心想辦洋務振興國勢，他們與保守穩健派相衝突，誰會佔上風呢？以前談過「認知誤區」，其中有一種「正常化偏誤」(Normalcy bias)，意思是說，常人即使看到一件很巨大的事情正在發生，可是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會認為應該與我無關。例如：義大利維蘇威火山爆發時，龐貝城大部分的人認為與我無關，照常生活而被火山熔岩 (爆發後四小時才流到城內) 覆埋。這對照到中國，晚清時能接觸到新知識而思謀改變的，就只有五口通商口岸能接觸到西方文化的人口，並同時能克服「正常化偏誤」的人數，這佔中國百分之一的比例都沒有，而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人一句話就把改革派給淹死了。

在這種情形下，一八九一年戶部尚書翁同龢上奏：「停止採買軍艦及裁撤營勇。」此時北洋海軍才剛剛建成。原本海軍戰力是亞洲第一，到一八九四年時，只是相對的噸位較高而已，至於其他的設備、火砲都已遠遠不足。例如：在甲午戰爭中出盡鋒頭的日艦吉野號，原本是英國要賣給中國的戰艦，但無奈地是並未編列預算。又如：定遠號巡洋艦標準戰力配備為三百箱砲彈，據聞後來發現只有三發砲彈。原本該撥給北洋水師的經費，卻被拿去修建圓明園。在內為掣肘的情況下，李鴻章才敢於大敗之後說「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

在這當中，難道沒有中庸份子嗎？有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屬於穩健派，他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如此情勢下，應該沒有比這更好的吧？推行還會有什麼問題呢？但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口號無法落地。中學西學到底誰說了算？該是中學這個「體」吧！所以，張之洞的西學為用，是難以推動的。而這個「體」，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以即使有這口號且立意良善，除非從上到下意志堅定要做，否則是沒有用的。

當時還有經學定位之爭。古文經學派說：「夫子述而不作。」意即夫子只是用傳述的觀點解釋經典，今人解釋經典不要將之作任何的聯想。而今文經學派則說：「六經為孔子所編注。」意即夫子針對當時，將經典順應環境做損益。為何要爭論這些枝微末節呢？因為這一點不論定，往下就不必談。

古文經學派不容經典作任何的演化，將大家拖回兩千五百年前。因為無須改變，朝野上下的思想僵固在儒家經典文字中，這就不需要做任何的調整。而今文經學派則認為，要隨著時代的演化而有新解，因為夫子並非述而不作，他是有所增刪的。若今文經學派戰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用，才真能發揮功用。

在保守與改革的不斷鐘擺下，光緒皇帝覺得實在不能再如此了，開始推行維新運動，因實施期不過百數日，稱作「百日維新」。試見其條目，真的都很不錯，但細節少有人去探究，因為只撐了一百零三天，結果是推行新政的戊戌六君子（譚嗣同、林旭、康廣仁、楊銳、楊深秀、劉光第），被拖到菜市場口斬首。此六人並非無內涵者，其中譚嗣同（父親為湖北巡撫譚繼洵）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此時，慈禧太后本欲走改革路線，後來轉了念頭，認為改革派是要奪權，便收權將光緒帝軟禁在瀛台；同時趨向保守並接觸義和團，乃至藉光緒之名，於一九００年對八國宣戰。中國連一個國家都打不過，竟同時要跟八國打，可見慈禧有多瘋狂。當時東南各省督撫如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和外國達成和平協議，簽定《東南互保章程》，並考量若光緒、慈禧遭遇不測，當如何運作。又因有李鴻章赴京與諸國折衝運籌，才簽定《辛丑和約》賠付八國的庚子條款。李鴻章為此心力交瘁，不久後就過世了。而八國戰後之所以不直接將中國瓜分，也只是因為各國要搞一個權力的平衡。

當時的情形真應了哈姆雷特（Hamlet）的名言，滿清要面對的就是「生存或毀滅」、「適應或滅亡」（To Be or Not To Be……）。之後，清廷也開始推行「庚子後新政」。從內容看來，較於戊戌變法更為深廣，似乎有心要改，但又為何不成呢？當時的革命黨人，認為清廷號稱要推行君主立憲，但十三人的憲政團中，滿人佔八位（六位宗親）、漢人四位、蒙古一位，實際上是想繼續執政。此外，欲推行新政卻苦無人才，受戊戌政變的影響，有識之士都跑了。最後只改了兩項，一是修改大清律法，二是廢除科舉。

為何以中學為體時，改革如此的困難？舉例而言，西方法律是以「人」為最根本單位，而儒家思想下的統治者，有效掌控的基礎單位是「宗族」，因為是宗族，所以就可以連坐抄家。要將西方的法律引進中國，包括張之洞就深深以為不可，因為這樣會將宗法制度給破壞了。

一九０五年廢除科舉，這也許意味著認為只是讀經典，未能與世界接軌，才讓國家落到如此的地步，因此導致對科舉八股取士的信心完全崩潰。

晚清七十年（一八四０－一九一一）來，身為皇帝的真有一種遺憾，就是「我到底做錯了什麼？而國家會垮掉。」他們難道不認真努力嗎？誠如雪廬老人所說：「清朝皇帝不是不努力」，但只是「未能看清國際局勢」。

物理熱力學第二定律有一現象，叫做熵增(entropy)：「熱流的方向，一定是從熱能高的地方，傳到熱能低的地方。」所以，在一密閉系統裡，它必定從一個比較有秩序穩定的狀態，到最後變成沒有秩序，然後達到一片「熱寂」( death heat )，所有的能量都已消耗掉。回顧整個晚清，其實就是如此的過程。吾人常言：「禮之用，和為貴。」而最重要的和，是要「見和同解」。當團體的知見一直糾結反覆在該穩健保守或改革開放，所有的能量就慢慢消耗掉。能量消耗代表團結的氛圍流失，慢慢地團隊及國家就成為一盤散沙。學生認同雪廬老人所說，清朝皇帝都是很認真努力的，但問題是「未能看清國際局勢」的內涵意義是什麼？百年之後，我們事後諸葛來檢視一下。

首先：知識就代表著力量。中國千年來實行科考取士，但卻是考寫八股文，以四書五經為主要考試內容，學子的知識含量相對被侷限住。自古以來，在搏弈的過程中，帝王一定想將對他有威脅的勢力鏟除，例如世家豪族、開國功臣等等，而廣大的人民百姓呢？只要不具太大的能力或威脅性就好。若以這種帝王術的心態來治理國家，就不會鼓勵民眾去廣泛的學習及思考。面對外來勢力，若有能力鎖國，則盡量不要開放及改革，因為改革代表的就是不確定性以及對皇權的危脅。若以關起門來稱王的心態來看，只要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顧好就可，何必談什麼進步！稅收夠用、百姓不造反就好。

此外，俗語說：「大船難調頭。」許多堅固已久的想法，包括：中國擁有的悠久文化及歷史、我是中原你是蠻夷、隱微處的帝王心態等等，都是大船難調頭，想法很難轉彎。最後被打得很慘時，清廷面臨兩個抉擇，一是不改革遲早要死，二是改革則立馬就死。若開放完全接觸外界的學習，人民一見西方的進步，就如郭崧燾一樣嘴合不攏，回來後的眼光政府就應付不了；但不打開向外學習就只能等死；面臨這種兩難局面。

若說清末碰到這種思想上的障礙無法突破，那麼日本為什麼可以？日本不也同是崇尚儒家嗎？天皇為何敢開放與西方接觸且廣泛學習？這主要是它沒有包袱。幕府當政時，天皇只是個傀儡，沒有行政權、軍權等實質力量，而幕府將軍會強調儒家嗎？他強調武士道，用武士管定百姓。它不能強調儒家，諸如「忠於君」等等，一強調就會嚴重損害幕府的正統性，這是很自然基於私利會有的心態。在這種情況下，新上台的明治天皇開放學習，自然不怕臣民會責怪，即便怪罪也有個德川慶喜替罪，所以能無慮地大刀闊斧改革。我們在讀歷史資料時，要停下來思索「為什麼？」到底發生什麼？為何它沒有這樣，而我卻如此？

接下來談一個問題，既然日本願意學習與改革，且各方面的實力都不錯，為什麼會發生「消逝的二十年 The Loss of Two Decades」這樣的情形？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是無法理解的，因為所有的措施方案，該做的都做了，還是起不來。反觀美國在金融風暴中，也使用類似的方案如大量釋出資金、降低利率、銀行寬限融資等，使之度過風暴，現在還是超級強國。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日本上下一心、團結一致，以天皇為主的政府，為了獎賞臣民的忠誠，會絕對地照顧子人民，形成「終生僱用制」。每個公司企業就像家族一樣，員工就是自己的成員，一直照顧到你離開。僅這樣還沒有太大的問題，但一九九０年經濟泡沫化後，日本政府為了照顧所有人民（非僅企業），大量地支助扶持大小公司不能倒，許多僵屍企業撐著，沒有健康的營運，但如常付出工資。員工只拿基本薪資，不敢做過多的消費。銀行也被禁止抽銀根，導致許多隱形壞帳，也就不敢再多借貸，許多有成長性的中小型企業仍然無法得到資金的支持。而政府就大量的發行國債，以彌補財政赤字，反正只要不發行外債，沒有外人逼債的擔憂，就一直往下拖著。

反觀資本主義，有其弊亦有其利，好處是「企業該倒就倒」，公司結算清償之後，就會有新的資源與人力流出，重新回到市場上，雖然股東損失，但整個體系有源頭活水。即使曾遭受嚴重危機，讓它倒閉一些企業和銀行，還是可以活起來，因為沒有拖延下去的後遺症。日本則是因為要照顧所有人民，看在大家攜手共進的情份上，導致它一路地撐著。所以它喪失個二十年，或者是說失去個五十年也許都可以撐著，這就是日本的盲點。

清朝的罩門前面談過了，最終導致滿清的結束。那麼該有怎樣的心得呢？看到中國在那七十年裡的搖擺，知道在皇權的運作下，儒家思想被推崇到至高無上且絕對的地位，一整個制約了士大夫及人民的思想，任何的改變都可能會因無法通過「祖訓」及儒家心法的檢驗 (例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 而作罷。似乎不依著特定角度的經學去走，就是大逆不道。

引用一句《聖經》的話：「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或許不必以經學為涵蓋一切的攝持，高高在上看世間的所有學問；以它的獨大來「一以貫之」世間各領域的知識，就可能會碰到問題，例如要引進西方法律時，便與宗族制不合；引進科技新知時，又以奇技淫巧鄙視之。能否像日本一樣採取開闊的心態，把世俗的學問廣學進來，不夠好的就調整改進，而不要動輒以經學的名義 (往往是偏狹的理解)來一以貫之統攝所有事情。所以，個人認為的經學定位，不妨是「擁眾融合」。它是眾多必備學問中的一環，學者可以從各種學問裡挑選優質的，將其融合整理，才能走入時代。

曾讀過一本書，作者說：「歷史是未來學。」就是過去發生的事件，其所造成的因素、條件若具足了，未來就可能重覆發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它是未來學。所以該趁此機會，看看各個國家民族，它們成功及失敗的原因。將好的因緣、好的因素儘量積聚，不好的剔除。不僅是國家民族的未來走向，其實一般人所聚集的團隊組織，也都會有這種特性。以上所述是兩國論，有關近代日本與中國的心得想法。